哲学经常作为一种改变思想的体验、一种对宇宙的全新感知模式出现，有时它过于激进，甚至变得危险。因此，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精神活性物质——然而，精神活性物质在哲学中的地位并不明显。

在这篇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的概述中，我们将阐明那些使用迷幻药剂的著名西方哲学家的历史，以及药物的使用可能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即，迷幻剂如何影响了哲学。

柏拉图（约前427—前347）

我们从一个激进的猜想开始：西方哲学是由服用迷幻剂诱发产生的：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受了摄入迷幻剂的启发，而西方哲学受了柏拉图的启发。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因这句话而闻名于世：

柏拉图之所以声名远扬，主要也许是因为他对灵魂和理型的永恒王国（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的“概念”）的存在作了论证。这两种超验的观念首先出现在他的《斐多篇》（Phaedo）中，它也被称为《论灵魂》（On the Soul）。有这样一段导语：

稍后我们将会遇到酒神狄俄尼索斯。但眼下，我们注意到，柏拉图渴望跻身神秘宗教的哲学家之列。神秘宗教仪式是在古希腊定期举行的活动，其中最正式、最为人所知的是柏拉图曾参加过的厄琉息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它在距离雅典12英里左右的厄琉息斯举行。

在得墨忒耳神庙，参与者喝下一种药水——卡吉尼亚（kykeon）——里面含有大麦、薄荷和水。普遍认为，卡吉尼亚也含有某种致幻成分。该成分具体是什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一般公认它确实是致幻的。

麦角酸二乙酰胺（LSD）的创造者艾伯特·霍夫曼博士（Dr Albert Hofmann）认为，这种化合物来源于大麦寄生菌麦角，LSD也是由麦角合成而来。霍夫曼写道：

在黑暗的庙宇里，参与者需要高呼：“我已然斋戒，我已然饮下卡吉尼亚。”此后发生的事情，正如秘仪之名所暗示的那样，十分神秘——但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柏拉图这样描述：

因此，有理由相信迷幻剂启发了西方盛行的身心二元论，不仅在哲学领域，而且在宗教领域也是如此：柏拉图对基督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尼采甚至声称“基督教就是对民众而言的‘柏拉图主义’”。不管柏拉图的论点是否正确，他的思想启发、启蒙了我们的文化。穿过一个黑暗的洞穴，柏拉图看到了光明；这束哲学、科学和理性的阳光从迷幻剂的使用体验中射出。

然而，随着军事性基督教的兴起，乌云最终遮住了太阳的光芒。公元392年，基督教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颁布法令，关闭了厄琉息斯的神庙。自此，黑暗的中世纪拉开序幕，异教或者说世俗思想的光芒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才重新亮起。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在他1784年的反基督教散文《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中对后者大加赞颂。

虽然康德曾写过一本关于科学家、神秘主义者伊曼纽·斯威登堡（Im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的书，但我们认为康德本人并没有过任何神秘体验。然而，他的一个追随者有过。

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

托马斯·德·昆西是英国最早对康德进行评论的人之一，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康德先验唯心主义哲学的文章。然而，德·昆西最著名的是他在1821年出版的《一个英国吸鸦片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在书中，他描述了罂粟衍生物带来的致幻体验，它们最初用于缓解他的病痛：

德·昆西表达了他对三位哲学家的热爱：柏拉图、康德和谢林（Schelling）。康德认为在我们的经验之外存在着一种现实本体（noumena），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凡人而言是不可及的。谢林虽然是康德主义者，但他认为实际上，对本体的感知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能的——这种感知被称为智性直观（intellectual intuition）。人们至今仍不知晓德·昆西是否接受这种浪漫主义的可能性。

鸦片能否让我们短暂地窥见本体，抑或者这只是妄想？尽管吸食鸦片从来没有让德·昆西走到放言自己能够接触到一切现实的程度，但确实使他公开宣称，他得以接触到自己的一切过往。他写道：

对于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来说，记忆的不可磨灭性后来成为一个先进的理论问题，他的哲学对于著名的“脑航员”（译者注：psychonaut，指通过用药物、冥想、自我催眠等方法来探索自己心灵的人）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影响甚深，这点我们将在稍后看到。

汉弗里·戴维（Humphry Davy, 1778—1829）

与德·昆西同时代的是彭赞斯（Penzance）出身的发明家和“化学哲学家”汉弗里·戴维。他是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朋友，也是康德主义者谢林及其先验唯心主义的信徒。这种唯心主义——认为“物质”实际上只是心灵的一种投射的理念主义——似乎也是通过大量吸入一氧化二氮（笑气）而降临到戴维头脑中的。在戴维关于精神活性物质实验的书中，他写道：

尽管戴维可能被视为一个专注于实用性的人——他因发明矿工安全灯而闻名，事实上，这种灯被称为“戴维灯”——一氧化二氮遗留给他的明显的非物质主义、唯心主义的经历似乎影响了他的整体世界观。在戴维的最后一本书《旅中慰藉，或哲学家的最后时光》（Consolations in Travel or The Last Days of a Philosopher）中，他反对盛行于那个时代和当时科学界的唯物主义，这样写道：

亚瑟·叔本华（1788—1860）

另一位著名的康德追随者是德国的无神论唯心主义者亚瑟·叔本华。这个头衔本身就表明，无神论者不一定是唯物主义者，尽管这两者有着共通之处。尽管并无证据表明叔本华曾为了获得智性层面的愉悦感和洞察力而吸服笑气，但他确实为了此种创造性目的而提倡使用其他麻醉品：

按叔本华的看法，不管致幻物质是否能在经验上提供洞见，至少它们能为智力和创造力提供动力。叔本华确实认为神秘主义意识在理性哲学意识的终点处生发——他认为前者是对知识的补充，而不是阻碍。此外，他的美学理论和他对柏拉图理型论的重构也可以用于诠释迷幻剂的使用体验。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没有就他所服用的药物的作用写更多的文章。也许这是因为他没有大量吸食这种化学制品。然而，这位可以说是他的继任者的人物确实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反基督教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尼采在年仅24岁时就成为了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的语文学教授。在叔本华哲学的框架下，尼采在《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The Dionysian Worldview）一文中，以这段话开启了他的哲学生涯：

“人能够在两种状态下产生存在之狂喜的感觉，即梦境和酒醉。”

在哲学生涯的最后，他提到自己在“灵感”降临时会听见雷鸣般的神圣声音，并声称自己是“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信徒”——狄奥尼索斯是酒神、森林之神。在这两段陈述之间，尼采服用过各种各样的毒品，这些毒品可能对他那动摇文化、宣告上帝之死哲学有所影响：“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由于慢性偏头痛、恶心和抽搐，尼采经常服用鸦片。这本身就影响了他的思维，从他写给密友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尼采甚至在他的著作《快乐的科学》中用了两首诗来描写鸦片这一罂粟提取物。尼采后来也开始大量服用氯醛，氯醛表面上是镇静剂。他臭名昭著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定期照顾他，她写道：

已故神经病理学家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也曾大剂量服用氯醛。在他的著作《幻觉》（Hallucinations）中，他对某次服用氯醛后产生的幻觉体验这样描述：

顺带一提，奥利弗·萨克斯还写到了某次服用安坦（Artane，苯海索）的体验，与此篇文章的主题有所关联：

罗素有次曾写下这样的话反对尼采：“我认为驳斥尼采哲学的最终论据，就和驳斥任何令人不适但内在自洽的伦理一样，不在于诉诸事实，而在于诉诸情感。”

尼采的伦理哲学，或者说他那缺少伦理的哲学，也许可以由他后来所著杰作的标题《超越善与恶》来概括。尼采的理想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由超人（Übermensch）主宰的酒神时代，他用它取代了由基督教上帝和祂的道德体系主宰的时代。超人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不断。第一个用英语系统介绍尼采的作者阿尔弗雷德·奥雷吉（A. R. Orage）如是写道：

而尼采确实体验过新的意识模式。1884年8月，当尼采将水合氯醛与溴化钾混合时，他的朋友蕾萨·冯·薛赫芙（Resa von Schirnhofer）正计划去瑞士的锡尔斯玛丽亚（Sils-Maria）拜访他。在尼采因病卧床一天半之后，冯·薛赫芙主动上门探望，被领进了餐厅——然后：

这是我们能从尼采那里获得的，最接近典型迷幻体验报告的文字。冯·薛赫芙还告诉我们，尼采作为一个医生，可以从药剂师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任何药物。冯·薛赫芙提到，尼采总是惊讶于他们从来没有问过他是否是一名医生。一位语文学博士是不可能拿到他所深陷其中的那些丰富药物的。尼采的妹妹和母亲声称，正是这种对药物的滥用（后来他还服用了一种“爪哇麻醉剂”），导致尼采陷入疯狂，并最终在十年后逝世。

在我的《实体论》（Noumenautics）一书中，我提出，尼采在自传中提到的那种罕见的“灵感”的形式，最好理解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幻听，而他的幻听是由化学手段造成的。正如苏格拉底听见了他的神灵（daemon）一样，尼采也听到了酒神的声音，最终他自己成为了酒神，以神之名作为自己的签名。尼采所服用的药物可能使他成为了回归此世以取代基督的上帝。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

尼采很少公开自己的药物使用情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同时代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詹姆斯是一位深刻而细致的思想家，他对于使用迷幻剂对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潜在作用直言不讳。在他的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他写道：

本杰明·保罗·布拉德（Benjamin Paul Blood, 1832—1919）是一位鲜有人知的哲学家，也吸服笑气，正是在他的著作的催化下，詹姆斯得出了这一由化学物质启发的洞见。看起来，这一洞见使他接受了与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 1801—1887）的泛心论和泛神论有关的其他意识形式。在黑格尔和柏格森（Bergson）的帮助下，詹姆斯在他后来的著作《多元的宇宙》（A Pluralistic Universe, 1909）中力推这一形而上学的立场。例如，詹姆斯写道：

迷幻剂不仅帮助启发詹姆斯，令他建立了一套超自然宇宙学，也令他声称自己理解了德国辩证唯心主义者黑格尔（1770—1831）的宇宙学：